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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的故事/華光社區訪調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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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騰空了,人們沒有消失不見。

一家五口同住的余家,2013年夏天離開了家,余家阿姆最後說,鬼月不能遷移家裡供的牌位,政府官員於是告訴她,人要搬走,牌位就等鬼月過了,你們再來請吧。

余家的大家長是年逾七十的余阿伯,退伍後,從彰化二林隻身北上謀生,數年後落腳於東門市場,賣菜營生,租了現在金山南路上的一小間違建住。當時,中正紀念堂附近是一大片違建,一直延伸到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那時候沒有公園,整片整片的違建,吸納著大量像余爺爺這樣在城市裡打拼,日日辛勤維持著一點限度的溫飽,租個地方湊合著住,然後盼著闖蕩出一條路的人們。

後來政府要把金山南路拓寬,余家租的那間違建必須拆除,身為租戶不能像屋主那樣能配售房屋,只領到一些補償金。那是余家第一次遭遇迫遷。余爺爺用那些補償金,輾轉到基隆路租屋,但余爺爺和奶奶還是每天到東門市場去賣菜。在東門市場賣菜,清早五六點得去批貨,直到中午回家,余爺爺下午偶爾會去大溪釣魚,他心想若釣到魚,晚上家裡就能加菜。

民國71年,余爺爺在市場賣菜認識的攤販要從華光搬走,打算賣房子,余爺爺便湊了幾十萬買了下來。但這間房子實在是太過素樸,沒有廁所、瓦斯爐,房間也不夠。余家自己拼拼補補,又花了一大筆錢用木材增建了二樓,這一家子就這麼在華光社區定居下來。

八年前,余爺爺感染了肺結核。收掉了市場的菜攤,只能待在家裡養病,過不了多久,余爺爺開始得掛著氧氣管,從此之後他再也離不開賴以為生的氧氣機,即使必須上醫院也得讓家人為他提著氧氣罐,日常的自由活動現在處處牽制著他,生活起居都需要太太看照。余家兩老無法再供給家裡經濟,除了自己身障補貼,太太的老人年金,加上長期患有中度精障的大兒子,總的算起來僅一萬多元的福利津貼外,就只剩下二兒子每個月貨運工作的三萬元薪水,維持著一家五口。

被告敗訴以後,這筆唯一的薪水一度有三分之一被凍結、直送國庫。罰款直到2013年中因抗爭而停扣,但會繼續以年息百分之五複利成長。無力償還的他們,只能坐視債臺持續高築,唯恐有天低收入戶的身份消失,國家的追殺又要開始。國家不給余家脫貧的機會,因為要「依法行政」。

自法務部開始打算收回地產,強力施行迫遷,六七年過去,抗爭不斷卻依舊不願給人民解套的方法。余爺爺怨嘆地說這政府太過兇殘了,與過去他曾經遭遇過的完全不同,過去是補貼、配售房屋,台北市拆違建,再差也給你一筆拆遷補償,唯獨這回華光社區,沒有任何安置措施,讓你走就得走,更還要讓人自己把屋子都拆乾淨了還一塊空地給它。余爺爺的煩憂全寫在臉上了,他說:「我們家這樣的情況,哪來的錢可以拆屋?」拆屋的錢是一筆,更別說政府還要向他們追討兩百萬元的不當得利罰金,一切的一切對余家來說,都是無可承受之重。

前年夏天,政府迫遷在即,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大家為余爺爺準備了兩桶氧氣罐,推著坐在輪椅上的他,一起到立法院開記者會。兩個禮拜後,社會局終於願意提高社福津貼的額度、協助申請身障租屋補貼。不過後來也跳票了。

2013年夏天余家離開家,尋得一處二樓租房,在那之後舊家每個門每個窗上都釘上了木板釘得死死的,彷彿一層封印,晚上只見供桌上的燈透出微弱的紅光。直到鬼月過去了,余家請走了牌位,不久後那個曾滿載著酸甜苦辣的家,用不了一個早上就成了平地,成了無人書寫的歷史。

來到那個二樓的租房,余爺爺上下都非常困難,再無法像過去那樣,到家門口曬曬太陽和鄰居們坐著聊聊天,余奶奶現在常常是蹣跚地上下樓梯,出門買菜張羅一家伙食,過去和鄰居們總是能互相送些多買的菜葉、話家常,而如今得要搭上一班公車走趟遠路,隔幾週會一會朋友。

余家如此,而其他那些沒有得到政府任何回應與處置的鄰居,又是如何過這接下來的日子?

人們都沒有消失,他們都還在這個城市的角落,獨自回應著這日日的艱難。

(陳品存)

延伸閱讀:
余爺爺--引自華光社區臉書
〈金磚上的難民〉
〈未安置就要拆 「華光」弱勢戶無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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