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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鬥評論】新聞幕後的血汗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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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柏儀】(工會工作者)

2014年5月1日在台北街頭的勞工遊行,我照往例參加走了一回。遊行的熱鬧氛圍依舊,但這回我有一項頗特別的收穫。不是街頭行動立刻帶來了什麼樣的成果,而是這回在遊行過程中,幾位友人和我談到《立報》、《破報》無預警停刊,隨口聊到:媒體工作越來越血汗,怎麼還沒有人來成立「媒體產業工會」?

我們都看到,媒體工作環境越來越差,工作超時、責任加重、薪資下滑、裁員頻頻,不少編輯記者寫手都被迫失業…,這些問題都和媒體工作者缺乏自己的勞動權益組織,息息相關。講著講著,幾個人就覺得,既然還沒有,我們何不就來試試?打鐵趁熱,我們於是分頭邀了幾位記者朋友一起開會,討論有沒有形成工會的可能。

難能可貴的是,這個小組成員緩緩擴大,一直定期持續聚會至今。雖然「媒體產業工會」能否順利發展,還在未定之天(目前是「媒體工作者勞動權益小組」);記者們忙碌的工作現實,也多少對組織發展有阻力。但從每一次聚會中,與會者吐露的種種工作現實,一再說明了:原來,我們看到的一篇篇新聞背後,真的日益是建築在高壓的血汗勞動之上。

「自從『即時新聞』成為風潮後,現在我一天平均得要發六篇稿,這壓力真的不小,所以假日很可能都在預備寫稿。」一位在某新興網路媒體任職的記者和我們說。(最近見到他,已經「升級」為一天平均要發八篇稿!)「而且,如果被查到稿件有錯字,集滿三個錯字,罰禁假一天。」聽著這些現況,我只能無奈地一再瞠目結舌。

「你們是不是也會這樣,如果沒有一直看手機有沒有新信進來,會感到焦慮?」一位年輕的記者問著與會者,每個人都紛紛點頭。另一位稍微資深的記者則說:「我連休假出國旅遊,都還是會一直看手機的信件。還經常會幫忙轉發消息給同事。」通訊傳播科技的進展,反而成了媒體工作者們的壓力來源。

「但有些人都稱這叫做『新聞魂』」,一位工作了約七、八年,最近正剛從一家媒體離職的年輕記者說。我好奇地問:「新聞魂」是什麼?「就是既然要當記者,跑新聞就是一切最重要的事。重點不是工作辛不辛苦,而是能不能寫出最有價值的新聞。」他徐徐地說著。「這種想法還是在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

「對記者來說,他通常比較在意的是,上級會不會改他的稿、不讓他的某些報導刊出來。…」,另一位資深記者解釋著,「相對來說,『工作時間太長』這個問題,似乎就覺得是『正常的』、『記者這行本來就是這樣』,沒有人會太把它當成一個問題。」

看來,要形成媒體勞動者的工作權益組織,面臨的挑戰非但是來自資方的,更常常是來自於勞方的觀念。雖然,這其實也是在各行各業常面臨的基本挑戰。大學教師、住院醫師、電子工程師、創意工作者要組工會,不也是如此? 

為了要全面了解現實狀況,並且和廣大的媒體工作者們形成聯繫,我們著手的第一步,是製作了一份「媒體工作者勞動權益」的問卷調查,透過網路與各自人脈散播,邀請媒體工作者填寫。

討論過程中,也引來不少「趣事」。當要討論問卷題目,我們參考了國外對媒體記者的工作調查問卷。其中一題原本預定是,「你是否曾在下班的時候,接到主管的電話要求進行工作?」想以此來呈顯,有多少比例的媒體工作者難以在下班後好好休息的現實。

這樣正常不過的問題,與會的媒體工作者卻紛紛感到困惑。原因是,「我們沒有『下班』的時候啊?」一位記者認真地說。

我有些困惑地看著他,心中重複了一遍:「沒有下班?」他立刻理所當然地說:「真的就沒有在區分上班和下班。我們醒來就開始跑新聞,睡前都還要一直注意有沒有新消息,如果有新聞點,就要提報或寫稿,根本沒有確定下班的時間…。」

這種「醒來工作制」,雖然是實然,卻不該是應然。舉例來說,假如真有那麼多的訊息要處理,媒體業為何不是採用「輪班制」?它豈非反映的是媒體工作者在通訊進步下,反而更受資方控制與剝削,得付出更多生活中的時間被搾取?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寫到的「絕對剩餘價值生產」,不就是這種狀況嗎?

另一面,奇怪的是,隨著媒體工作者工作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他們的工作待遇,卻是絲毫沒有改善。在台灣,甚至是逐年下滑。

過去台灣的新聞科系大學畢業生,剛進入新聞媒體職場,起薪能到35,000元以上新台幣的,並不少見。一些比較大的媒體,如《聯合報》,甚至在15年前,起薪就達到40,000元新台幣。然而,到了今天,大學畢業生到媒體工作,起薪通常是在26,000元到32,000元之間。甚至也有22,000元的嚴 重低薪狀況,減薪幅度多達30%。

報老闆們通常會說:這是因為現在報業越來越蕭條,沒有人要買報紙了,所以也非得要壓低薪資。電視老闆則說:因為開放太多電視台,各家的利潤都被壓低,才會不得不降低待遇…。也有一種說法是,現在新聞科系的畢業生比以前更多,所以老闆們不難把員工的薪資給壓下來。反正你不做,也有別人要做?但這些說詞,很可能不過是把利潤累積在資方手上的藉口。

首先,隨著電視普及,電腦、手機上網的發達,每一個人每天接觸到新聞媒體的時間,實際上應該是增加的。儘管直接閱讀傳統報章雜誌的人數可能會減少,但整體傳媒產業的需求是擴張的,隨之廣告業者挹注在其中的資源,應當也是增加。那麼,怎麼會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還得要逐年下滑呢?

再者,畢業生增加,或許的確會影響到某些勞力供需的變化。但過去20年間,媒體工作機會也隨著開放私營媒體而大幅增加。怎麼當勞力需求增加時,就不會反映在薪資提升上?而等到勞力供給增加時,就會降低薪資?這硬要套用簡單供需法則來解釋薪資下滑,顯然有其侷限,沒能說明勞資間分配日趨不均的現實。

薪資下滑或許反映的是整體台灣受雇者的當代處境,不只是媒體工作者的特別處遇。但媒體工作者們是否團結爭取的「主觀」因素,也需要納入考量。在某種當代氛圍下,「新聞記者」披上了華麗的摩登外衣,是青年學子趨之若鶩的職業選項,但這番華麗卻未許諾他們應有的勞動權益。面對起薪低,工時長,被鼓勵的是咬緊牙關、「新聞魂」,或黯然離開這行時。抱怨與不滿或許是有的,但出路僅有「個體邏輯」,換新東家有之、忍氣吞聲有之、換新跑道有之…,卻始終沒一個「集體邏輯」的選項,例如:成立工會,集體談判薪資?無怪乎,當「大環境」沒那麼好時,現實是很殘酷的。

不過,或許朝向集體邏輯的「轉折點」,已經慢慢要來臨。當我們的問卷問到:「若有人發起成立媒體產業工會,以爭取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權益,您有無意願參加成為工會會員?」150位填答問卷的媒體工作者中,竟有112位答「有意願」。

換個角度看,媒體工作環境的改善,對社會大眾也有正面意義。隨著社會的複雜化與資訊紛雜,大眾更有需求閱讀深入全面的分析報導,而不是一則則片段無意義的新聞斷簡。而要有高品質的新聞,好的勞動條件必然是它的基本前提。就像我們難以想像,「醒著」就得工作,每天得想怎麼交出「六篇稿」、「八篇稿」,怎麼可能有什麼樣深刻的新聞產出?

我不得不魔幻地期望:有那麼一天,媒體勞動者的血汗會在文字影像中被透露出來。刺鼻的氣味會讓你我都意識到,如果我們想要有清醒的頭腦,就不能不從這邊開始戰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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