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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鬥評論】退休年金改革的階級鬥爭

pesion reform

 

【林柏儀】

「勞工退休年金可能將會在20年後破產」、「如果不減少給付,年金必定無法延續」、「退休年金股市投資嚴重虧損」、「世代不正義的狀況恐將越演越烈」…等消息,往往已不是少數國家的狀況,而是當代各國普遍面臨的嚴峻現實。

為了拯救恐將破產的退休年金,對於「年金改革」的討論,成為了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學界的晚近熱門話題。近來,一場在台灣中正大學舉辦的「年金改革與社會創新」研討會,即匯整介紹了瑞典、英國、韓國、日本、德國、台灣…等地的年金改革經驗,討論未來的改革方向。

我有幸受邀參加了這場研討會議與談,在研討的過程中,察覺到從工人階級角度積極思索此一議題的重要性。

資本主義下的退休年金及其改革

當代對於年金改革的多數討論,經常是圍繞著「如何因應人口老年化後可能的年金破產危機」而來。因此,對政府而言,重點不是放在如何「提高給付」以保障老年生活,或是強化具有「所得重分配」效果的社會保險;相對地,討論重心是如何採取「必要的制度改革(改惡)」,避免可能的年金破產危機。

一般來說,當前論辯中所謂的年金「改革」,不外乎是透過「提高保費」、「減少給付」、或「延後退休」來實行。但說來說去,都是要勞工繳得更多,卻領得更少。況且,這通常只涉及技術性的探討,而非回歸年金制度的原則辯論。加上所謂退休年金通常並非單一,不同的職業別,可能就存有不同的社會保險制度,而在第一層的「基礎年金」之外,可能又有第二層的「補充年金」、第三層的「私人年金」,內容與目的都不同。因此對它的改革討論很容易顯得相當瑣碎,往往淪為行政官僚所專擅的場域。相形之下,由於一般民眾缺乏充足的資訊或能力,除了焦急擔憂「是否退休金會破產、將來領不回來?」、「是否保費會越來越高?」之外,難以提出站在勞苦大眾觀點的社會保險改革圖像。

根本來看,所謂的「年金改革」,絕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針對受雇者老年生活保障的責任分攤問題。它自然也該是勞資相衝突、拉鋸的場域。

為什麼我們需要社會保險與退休年金?它的起源,其實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人們從農村生活,漸漸被整合進工業、服務業為主的都市生活。工業化固然帶來巨幅的生產力提升與生活改善,但也導致了人民與土地分離、傳統大家庭裂解。其中一項社會後果是:離開農地後,大多數缺乏生產工具的普羅大眾,必須開始受雇以換取薪資報酬,才得以維生。而在退休之後,則需要有儲蓄或家庭的代間扶助,才能確保晚年生活無虞。

然而,隨著個人化社會的來臨,家庭日益難以是普羅大眾分攤退休生活風險的集合體。於是,領取退休年金,日益成為老年人維持基本生活的必要來源。

面對此一趨勢,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開辦社會保險。透過收取保費,於勞工退休後給付年金,確保受雇者晚年都能享有基本的生活水準。所謂的退休年金,性質上可說是一種「延後給付的薪資」,是雇主需要承擔的責任範圍。這並非是種「恩惠」。畢竟,若受雇者老年生活會出現危機,恐怕也將危及資本主義的穩定運行;而透過社會保險,也更能動員農村人力走入工廠與都會,強化勞動力的供給以促進資本積累。

人口老年化與年金改惡

套在各國往往行諸數十年、甚至百年的社會保險制度,卻在當今面臨空前的挑戰。一項原因在於:隨著醫療與老年照護的進步,當代勞工平均壽命持續向前進展,漸漸朝平均80歲壽命的程度挑戰。這本來代表人類將有更充裕的時間來規畫生命,貢獻己力,並享受更大的福祉,是好事一樁。

但其造成的「人口老年化」,現實中使得需要領取年金的人口比例增加,但正在工作繳交年金的人口比例卻減少。加上「少子女化」導致的未來勞動人口減少,年金支出漸漸大於收入。入不敷出下,當今大多數各國的「年金破產危機」隨之而來,也催促著各種年金「改革」(改惡)的必要。

按理而言,社會保險的保費費率,應該依據未來要給付的額數,預先規劃並調整。如果發現了未來有「人口老年化」趨勢,理當合理調高保費,或者提高富有者或資本擁有者的負擔幅度,讓保險能持續運轉。相形之下,刪減普羅大眾退休後的給付額度,或是恣意地延後退休年齡,則是最不得已才會思索的手段。

但過去20年來,各國的年金改革,卻未必是依循此一原則。根據研討會資料,各種經常採取的手段中,「大幅減少給付所得替代率」有之(南韓),「年金改革委員會排除工會代表」有之(瑞典),「大幅延後退休年齡五年」有之(台灣),「設定年金指數自動調整給付額度」有之(德國),「推動以私有化年金為替代」有之(OECD各國)…。擴大資本擁有者的給付責任,卻通常不在議程之中。

看似「不得不然」、但實則損及勞工福利的年金改革方向,若從「勞資鬥爭」的角度,必須提出強烈的質疑:為何人口老年化的社會變遷,通常是要以犧牲勞工的福祉來因應?為什麼不是提高資本要負擔的社會保險責任(不論是保險費率或勞資分配比例)或賦稅責任(透過資本利得稅),來填補年金可能的不足?

更何況,過去30年來,全球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資本利潤成長幅度大於勞工薪資成長幅度」的明顯趨勢。近來引起各界熱烈討論的《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一書,正是著眼揭露此一事實。因此,如今退休年金不足,應當視為過去資方所承擔的勞工社會保險責任不足、過多成果回歸為資方利潤的結果。訴求資方承擔起更多的年金責任,不過是將部分利潤合理地重分配回給勞方晚年使用,並非課以資本方不合理的義務,實際上也大有可行空間。

化年金改革為階級鬥爭

現實來看,這的確是一場階級鬥爭。儘管隱而未顯,年金缺口該由誰承擔,面臨著實際的勞資角力。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基於它袒護資方的本質,通常傾向減輕資方負擔的立場;特別只要相關「改革」不會損及勞方對這體制的認可,沒有遭遇強烈的抵抗,自然就將更加橫行。

無怪乎,對於年金改革的議程設定,政府一向是擺在:如何減少對勞工的老年給付程度、如何延長勞工的退休年齡、如何透過製造不同職業別受雇者的相互對立,卻始終避免「勞資負擔重分配」的討論發生。他們甚至樂於釋放「年金將破產」的消息,遂行各種不義的「改惡」措施,或哄騙勞工接受各種「入袋為安」的「一次領、但領比較少」的方案。

我們其實沒有再陷於勞資和諧幻境的空間。年金改革絕非是枝節的技術問題,而是根本的階級鬥爭問題。我們該問的是,勞方有準備好組織起來,訴求奪回屬於普羅大眾的年金政策了嗎?我們的社會有正確的意識狀況,看穿背後的勞資角力了嗎?讓我們在各種抵抗性的行動中,累積起工人階級的戰鬥力量。

(圖像攝影:張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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