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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鬥評論】亞投行、中國發展路線與兩岸

亞投行

【卞中佩】

亞投行的成立激化亞洲地緣政治重整,台灣長期夾在美中兩國中間,被迫選邊站引發激烈爭論可以理解,但不論是一帶一路或是亞投行,本身仍在宣傳階段,拿這些宣傳作為中國一定會帶領大家一起發財的證據,必須全力支持,或是將宣傳作為中國擴張的鐵證,進行危機動員,都是太快進行上綱上線。

亞投行及一帶一路牽涉到的人民幣與美元的關係、世界貨幣基金(IMF)與世銀的角色、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等等,都不能一刀切,中國經歷30多年的改革開放,與世界各種機制有著複雜的相互關係。這些相互關係有些是經歷長期的互惠,有些則早已經矛盾處處,但表面上的互惠與矛盾,又常常有著互惠實際上是累積看不見的矛盾與危機,矛盾反而是突破的解方,所以這裡將這些宣傳及判斷進行初步的解構,並藉此談一些發展及兩岸的問題。

人民幣與美元

先從最大一盤棋的亞投行及一帶一路能讓人民幣逐出美元霸權來看,我覺得是過於樂觀的看法,亞投行僅能看做是一種多次圍堵下的小突圍而已。近年來的對於亞洲出現取代美元的機制,美國進行多次的圍堵,最重要的兩個圍堵就是,第一,要終結美元霸權,最最基本的機制除了類似於世界銀行的開發銀行,另外就是要有IMF這樣的貨幣機制,但原本一直頗有進展、日韓中聯盟要搞的亞洲貨幣基金,在美日的再度強化同盟下,已經很難看到有突破性的發展,亞投行其實是一種中國的獨自「轉身」,這種獨腳化的現象,對於是否能挑戰美元霸權,還值得再觀察。

第二,美國從小布希執政末期,一直要仿效當年對日本、台灣、韓國等施壓升值的戲碼,逼迫人民幣升值,這部分中國可以說是用國力作為後盾進行種種對抗,在貨幣管制和資本帳方面還是守得算牢,僅僅進行了多次的微調,如果沒有這個過程,有一個新的廣場協議也不是不可能,別說人民幣還有這種實力搞亞投行,2007年後的幾次QE就能把人民幣拖下水了。也就是說,目前中國在貨幣主權上只能說是勉強守成。

況且而目前人民幣的一些性質,仍然高度與美元連動,例如人民幣的氾濫仍與美元為外貿計價單位必須相對發行有關,人民幣面對的美元,比當年美元想取代的黃金,美國能用的招數實在還是太多,歐元和盧布目前的下場就是顯例,對於一帶一路,如果美國要跳下去競爭,手法非常多,一些國家如果面對選邊站的情況,以公民社會作為抗爭基礎,烏克蘭化的機率是不會小的,而就算沒有美國搞東搞西,新疆的糜爛化仍是現在進行式。從整體實力來看,一帶一路、亞投行不要說能動搖美元霸權,就連能不能影響到一帶一路不論是地理位置、自然資源及貨幣積累的心臟,也就是中東、石油、石油美元,中間要突破的過程實在還太多,裡面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有政治和軍事問題。

國際金融機構的社會條款

不論是中國宣傳亞投行及反對亞投行的聲音,都過於將亞投行與世界銀行、IMF對立起來。從人民幣與美元霸權的競逐來看,的確可以這樣看沒錯,但卻忽略了中國實際上與這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的長期關係。從世界銀行來看,中國長期是受援助國,同時也是作為世銀自我宣傳扶貧成功的少數關鍵國家,林毅夫進入世銀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的例子,大家必須看到其中的複雜性。

至於一直被稱頌的國際金融組織的環保、勞工及人權條款,不論是IMF、世界銀行還是WTO等等國際性經貿組織,這些社會責任條款,並不是與生具有,而是經過不斷的衝突及抗爭爭取來的,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血淚開發經驗,而後經過全球串連的公民社會組織,對這些國際組織施壓,才慢慢建立起相關規則及治理模式。中國的一些世銀開發案,也循著這個模式進行檢驗與建立制度,過去幾年,包括怒江大壩、西藏移民計畫、焚化爐興建等等,都是經過中國新興公民組織及草根組織與國際社會串連,對世銀施壓擋住開發案,也逼迫中國政府設立一套參與民主及政策透明化機制。世界銀行、IMF、亞洲開發銀行的所謂「進步」,與中國社會的抗爭是分不開的。

世銀的社會條款不能本質化的另一個顯例是,習近平上台後,縮緊中國社會的政治空間,世銀可沒有按照什麼社會條款自動撤資,仍繼續投入中國市場。此外,也具有社會條款的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同樣也在反焚化爐運動提出交涉、暫無大規模抗爭的情況下,繼續貸款給德國廠商,興建北京南宮焚化爐。

中國產能過剩與國企

2007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風暴,中國政府推動的一連串擴大內需方案,固然使得中國擺脫危機,但金融風暴造成的全球需求緊縮仍在進行式,加上擴大內需過度投入的產能,中國的確面臨到產能過剩的問題,而在「國進民退」的狀況下,居於國家經濟至高點及經濟份額越來越重的國有企業,也面臨危機,一帶一路及亞投行是否是中國將危機外部化的一個機制,就成為中國是否是對外擴張的一個重要指標。

基本上,國企的矛盾與危機問題,大體而言,從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一直也是循著中國領導人從不諱言「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的方向走。國企的改革與藥方,本來就是從矛盾→改革→矛盾→改革→……,裡面有社會主義的部分,也有資本主義的搞法,資本主義的部分,就是控股化,這部分的確使得許多國企的債務透過資產活化,搞金字塔結構,而做大做強,社會主義的部分也不是沒有,例如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國資委仍掌有大權,黨的力量仍在國企,一些經濟調控仍是可以做到。

這些雖然使得國企渡過了前幾波危機,但仍然產生新的矛盾與問題,例如城市國企的債務問題、城市投資控股公司大搞圈地引發社會抗爭、央企城企的腐敗等等。持平來看,這些大大小小體質狀況不一的國企,有些體質好的國企,搞所謂的「走出去」時,並不一定是在債務壓力、利潤驅動下至國外的,而是有資源戰略意圖,但不諱言也有不少國企是有這樣的想頭也在進行遊說。也就是說這些國企,不一定得依賴將矛盾外部化,像一帶一路、亞投行才能使得問題解決。

就內部政策而言,目前中央的搞法是再改革企業結構,也就是更走向新加坡淡馬錫模式,其它的機制例如債務延長等等不一而足,但基本上目前的反腐,一定程度也是要對國企的既得利益及派系動手,免得成為改革的制肘,這個部分的成功與否,會一定牽涉到之後亞投行的對外投資性質,要是能使得絕大部分的國企問題一定程度解決,用債務減壓、利潤競逐的模式輸出資本的狀況會好些,但純粹資源戰略意圖的資本輸出,仍得證明其有互利性,否則目前一些已經發生的環境、勞工爭議,仍會是證明為其帝國積累的基礎。而要是改革出現問題,這不一定是中國內部產生的,例如又來一次全球性經濟危機,那就會有更多的國企必須選擇從資本輸出吸血回中國。

中國的發展路線

所以我的意思是,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的發展,目前進行的一些必然性結論,實在是太快。當然,除了上面一些初步的結構性推論,還有太多的因素值得分析,但證明這些難解及充斥偶然發展可能的結構存在不是只能坐等事態推演,而是必須考量主體的能動性。

我的看法是這樣,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世界的確進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地緣政治、發展路線、國家角色、公民社會的性質都面臨重新盤整。例如過去新自由主義最高峰時期,貿易協定強調的全球市場平整,如今已經成為地緣政治拉幫結派的工具,各國不論是對抗或是支持這個東西,都面臨新的挑戰,也提出相應的論述。

這一陣子大家都應該看過凌島批判汪暉的文章,我覺得的確點出了汪暉在行文時模糊化,甚至扭曲了的一些推論。在這個大盤整時代,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確有心懷打倒美國帝國主義、拯救亞非拉人民的群體在,但也絕不能諱言,也有所謂大談「持劍經商」,潛推論認為只要中國壯大就算搞帝國主義都無所謂的帝封自利派。也許是在中國內部談這個太敏感,汪暉始終用模糊的說法談必須用社會主義理想實踐一帶一路,如果不談到底是誰要搞社會主義、反帝國主義的主體及其政經基礎,語調再有感情、分析再有思想、格局再弘大,這種呼籲始終是空想的。但我也得說,汪暉至少還點出了目前中國發展過程中的確有路線及思想矛盾,台灣許多卻將目前中國的強大當前提,不顧背後的矛盾及緊張關係,然後從在這個基礎上去開展推論,例如趙剛談方法論中國具有「思想」的本質,卡維波的「泛中國主義」,這些僅僅是錦上添花。

我們的確可以從目前中國的國力、全球生產鍊位置、資本積累模式、人民幣實力等等方面認為現在中國仍不是帝國主義,但要用帝國主義方式讓中國崛起的帝利派是誰?把這個群體分析出來,其社會組成為何、大辣辣打著旗號的主翼是誰、佔據哪些國家社會機制,用右翼民族主義、左翼社會主義論述包裝幫腔的側翼又是誰。而真正對抗帝利派的又是那個群體,又需要哪種支持?

這個工作重要的原因在於,我上面提到的人民幣發行狀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源及貿易額、國企危機都不僅僅是意識型態層次的的東西,中國在任何一個關卡面臨挑戰,就是路線選擇的角力,這時中國社會內部的動員、意識型態的鬥爭,都是比肌肉、秀實力的。而許多目前看起來美好的說詞及理念的堅持,一遇到實力原則被裹脅是歷史上常見的事情,別忘了,「西部大開發」是否激化了漢維衝突,造成2009年的烏魯木齊事件及新疆持續的糜爛化?至今仍沒有論述,這部分不能談、沒資料沒調查沒辦法談,沒有反省就對更大規模的一帶一路搖旗吶喊,難道不是被裹脅?

就從亞投行來看,基建的社會衝擊、信貸的計價單位、信貸的借款還款原則、債務處理原則,再再考驗亞投行的性質及中國的性質。戰後美元霸權的維繫,靠著是金融體系、跨國金融機構、政治及軍事威脅下的金融資本循環,跨國金融機構在信貸上面高度仰賴後殖民地母國留存資本、經濟禿鷹、意識型態等運作,而騙人搞了一屁股債後,就靠著政治及軍事實力逼人還債。中國面對類似的挑戰時,會選擇哪條路,從過去到當下的物質及意識型態基礎,會決定最後的路線選擇。沒有這個分析,對亞投行、一帶一路、人民幣的想像所派生出來的美好願景或者嚴厲批判,都是一種將中國固態化、平板化、總體化的作法,都是一種期待自我實現的預言,最後為了論證預言成真,常常只能祭出政治正確,將一個片面一般化以證明預言的正確性。

台灣與「公民社會」

前面提到在這個大盤整時代,公民社會也面對改變的壓力,但我想提的是,過去對公民社會的想像與運作,也面臨極大的挑戰。前面提到的全球公民運動串連打造出來的國際組織社會條款,有它的成就,事實上也有極大的侷限。

首先,它是歐美國家、資本在社會壓力下所做的妥協,本身就僅是提高成本的干擾方案,而全球公民團體常常掉入透明化、民主參與及問責制等程序問題,這些往往使得一個議題需要某種專業才能應對處理,反而弱化草根動員,增加非人民團體,也就是非政府組織(NGO)的資源和權力;第二,公民團體在推動社會條款的過程中,其實也對於國家及企業的角色處於矛盾心態,對於國家,一方面批判其社會保護效率不彰,另一方面也確認其與資本掛勾,必須把社會保護責任交與社會團體,這又符合新自由主義去國家控制的倡議,對於企業,一方面打為與國家共謀,另一方面卻又必須面對其社會性質,不論是企業內部成立的社會管理標準、對外投放資源成立的相關民間組織,再再都與所謂公民團體的運作及角色重疊。

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是老生常談,在2007年之前就已經不斷在反省,如果亞投行將重複世界銀行及IMF的老路,面對亞投行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期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公民社會的串聯,是不能不面對過去分析架構、實踐經驗的問題的。

所以從這裡才能回過頭來談台灣,台灣對於怎麼看待中國,怎麼看待台灣自己,已經面臨必須要完全改變的階段了。台灣對於所謂「公民社會」的想像,不管是傳承自托克維爾、洛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或台灣民間社會論經驗,把公民社會視為獨立於國家及資本的論述已經完全行不通了。理論的部分我就先不談了,將公民社會視為純粹的獨立性,而無視其與政治的分工關係及內部的階級性、多元性,是不能分析當前的台灣及中國的,更無法找到一條串聯的路線。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期待於兩岸獨立的公民社會串連,在這個中國不斷對社會進行整壓的時候,沒有「公民社會」的中國,就是讓台灣退回自己所稱的第一種利益論及第二種恐共論的亂戰。

所以最諷刺的是,最信誓旦旦第三種想像可行的公民社會論,也在這幾年的反中運動中退往第二種恐共論,我舉一個例子,當《穹頂之下》已經呈現出中國中產階級、政府內部、國企及私企的某種聯合議程,台灣卻出現其中必定有黨國串謀嗤之以鼻並完全拒絕分析的看法,以目前中國國家與社會水乳交融之深,任何一個個人和團體,都可以舉出其與黨國的聯繫,要是對《穹頂之下》的姿態可以成立,中國任何的社會行動都不能期待、不得串聯。

如果台灣的自由派認為中國必須透過私有化、中產階級壯大才能走向民主,倡議《穹頂之下》的這個群體,剛好就是結盟的對象,其黨國關係根本不是重點,而台灣自己也得承認自己在推動自由化的時候,具有與民間資本合作的社會性格及與國家聯盟的政治性格,並且也與美國的政商及思想機構串聯,整個展現出奪權性格,純粹又獨立的民間社會推動台灣民主僅僅是政治神話。但台灣面對中國的複雜與盤整,為了動員已經完全失去這樣的能力,快到了完全的膝跳反射,中國全都是天朝主義下的帝利派,中資是、中生是、中客是、中國配偶是、淘寶是、小米是、IOI是、《穹頂之下》是、亞投行是,這樣如何能面對亞投行、一帶一路將帶來的政治及社會變局?談什麼一帶一路沿線公民社會串聯?不過都是說得好聽卻想坐等預言實現的政治包裝話術而已。

同樣的,任何人如果對台灣的出路及中國的發展有不同的想像,也必須從當前中國及台灣的經濟、政治及社會出發,把雄偉宣傳及危機動員放在一邊,這些都是僅供參考的可能發展,真正決定性的機制不在這些地方。重點是將每一種路線背後的群眾、經濟基礎及意識型態搞清楚,認知自己想要推動的路線,並從實踐與鬥爭具體化路線,打造具有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集體,而不是動輒讓群眾被代表、號稱自己代表公民及全民利益,然後決定拉誰打誰,及坦然承認自己在地緣政治上的偏好,不管在台灣、在中國、在其它國家,都得從串聯灌輸物質基礎及論述倡議,不要再搞全稱式台灣或中國的模糊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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